【文/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】

去全球化的議題談了好幾年，并總是圍繞著中國打轉，從西方民粹興起，新冠疫情，到俄烏沖突，每一次西方都大量涌現“去全球化=中國要完”的預測模型，但西方經濟學者的表現是——都不大信。

在同一事件上有完全沖突的看法，是經濟領域的常態，這門學問好像不大靠得住。所幸，經濟學的任務是預測，而預測是可以檢驗結果的。

在民粹的面向上，中美貿易戰后的去全球化預測，沒有成真；在新冠疫情的面向上，似乎也沒有預測者說的那么夸張；現在，輪到俄烏沖突，類似的預測又大行其道。

論者曰：俄烏戰后的去全球化，最大輸家是中國。

以前兩次預測與檢驗結果的落差可見，許多去全球化論點，或多或少都帶有那么點期待中國跌倒的興奮感，情緒誘導資料分析，以致產生明顯誤差。受情緒干擾，是所有分析者的通病，沒有人能例外，但我們總得從誤判中學到些什么。

過于簡化的分析，不能搭配過于大膽的假設，然而，大膽假設，“粗”心求證的例子在全球化議題里可不少見，本文就說明下此類論述邏輯中的幾個假設步驟，每個假設乍看都有理，但經不起推敲。

第一步假設：中歐漸行漸遠

第一步假設的論點是：雖然歐洲在中美對抗里企圖保持中立，但俄烏沖突拉近了歐美的距離，推遠了中歐的距離，因此歐盟與中國將進入一個“更廣泛的脫鉤”。

這個論點的刻板預設是，民主國家之間比較容易合作，相對地，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的合作，矛盾往往比誘因更多，相對容易鬧翻。

姑且不提用民主與專制來區分兩種經濟主張，背后所隱藏的“異端歧視”，這樣的刻板假設低估了“利益驅動營商決策”的影響力，以致錯估中美貿易戰的去全球化效力。

白話說，計算機敲一下，若高關稅帶來的損失，低于工廠外移的成本，商人就不會選擇外移。此外，山不轉路轉，就算工廠被迫外移了，如何與中國供應鏈“再掛鉤”以降低損失，必然也是商人的首要考量。

我想，這就是戴琪搞到現在，仍未在中美貿易架構里找到脫鉤可能的緣故，因為她在所謂民主經濟體里，找不到，或找不齊替代選項。這也不能怪她，經濟全球化出生的時候，她也才剛出生，要改變一個歷經50年的最佳化經貿結構，難度與否定一個50歲人的成功經驗大致相當，極度困難。

所以她用上了“再掛鉤”(re-coupling)與“持久共存”(durable coexistence)這兩個新詞，否決了不現實的“脫鉤”企圖，也氣壞了期待“去全球化”能抵銷中國崛起的那些“冷戰信眾”。

換言之，中歐經濟關系再疏離，也頂多是“再掛鉤”，而非“更廣泛地脫鉤”，除非這兩個詞是同義的不同措辭。美國已經用盡心思，使盡手段與中國脫鉤了，而失敗經驗壓倒一切“花言巧語的理論”（印度經濟學者的說法）。

第二步假設：中國找不到取代泛西方市場的選項

第二步假設的論點是：中國對美國、歐盟和日本的商品出口——占出口總額的38%——接近1.3萬億美元。如果未來十年中國進入這三個市場的機會減半，該國將需要其他市場來吸收其出口的大約20%，價值約6000億美元（基于2021年的貿易數據）。

此論點考慮到了中國的雙循環戰略，但認為內需不足以彌補在美、歐、日流失的份額。

用簡單算數鋪陳大膽假設，是“去全球化”論述里顯著的現象，然而，此假設背后藏著更大膽的假設：歐、美、日有能力在10年內減少一半的中國進口(包含商品與資金)。

目前的全球化既然用了50年時間“自然”形成，“去全球化”也絕不會是一日之功。即便假設歐美日的強力行政干涉能縮短這個時程，10年就能做到嗎？能的話，戴琪就不必丟出“持續共存”的概念找罵了，直接說以“10年對華貿易減半”為目標即可。

而我們討論的可是天生排斥政府干涉，并總是想方設法游說以左右政治決策的西方企業。大概誰也找不到愿意犧牲利益愛國的西方大企業，除非給出合理的安排與補貼，說服企業著眼于中長期利益，但這非常困難。英特爾應該能獲得不少美國預算補貼吧，它與中國脫鉤了嗎？

大膽假設×大膽假設，很難以簡單算數得出脫鉤結果。

事實是，即便去全球化的預測甚囂塵上，中國的貿易順差、貿易流量、外資投入，是加大而非縮小。中國是展現全球化韌性最顯著的經濟體，主因包含但不完全在于中國穩定的發展路徑與豐富原料，也在于結構轉變必然的緩慢性原則。

只要全球化結構是緩慢變化，就可使各經濟體動態調整適應，包含中國在內。除非極度適應不良，否則不存在真正的輸家。舉例而言，美國雖產業空洞化，但它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惠者，目前痛苦的來源是出在內部分配不均，而不是全球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