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采訪/觀察者網 劉惠】

·打通職業教育上升通道

觀察者網：近日，北京公布了《關于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方案》，方案中提出“將本市高等職校畢業生納入公務員招考范圍”，有評價認為此舉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，高職畢業生有可能會成為陪跑。您如何評價這一舉措？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哪些問題？

李晶：去年10月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《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》，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；今年5月1日起實行新版《職業教育法》，在頂層設計、制度安排方面為職業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礎，明確了方向。

北京率先公布了《關于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方案》，其中，推動普高與中職學籍雙向互轉、中職畢業的也可申報職稱、開展“入學即入職”的試點，以及“將高職畢業生納入公務員招考范圍”等等措施成為亮點。

我認為這些不應簡單地被看成是“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”，制度性的政策是“治本”，雖然高職生的公務員錄取比例不一定高，但是高職生從此之后有了進入公務員體系發展的制度性保障。

這一實質意義至少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：

第一是國家戰略層面上的。突破美西方的全方位圍堵，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，未來幾十年，我們需要大量的高精尖人才去“破局”。對“高精尖人才”的理解，應當不僅是理論人才，還是實踐人才；不僅是實驗室人才，也是產業化人才；不僅是高學歷人才，更是指功能齊備的人才體系。職業教育改革理應在人才培養方面為“破局”作出貢獻。

第二是我國教育發展趨勢上的。1999年大學擴招（包括成人高等學歷教育）以來，在提升全民文化素質方面起了巨大作用。迄今，這一任務應該說已基本完成。

而我國教育發展、人才培養面臨的現實窘境，一是“應試教育”造成的人才結構性失衡。拿博士畢業生來說，諸如高校聘用的博士只會背書本不會上課、政府招錄的博士只會照搬文件不會做具體工作、企業搶來的博士只會講原理不懂市場需求的現象比比皆是。

二是對人才內涵的機械理解帶來的認識性誤區，似乎讀完碩博才是人才、中高職畢業就不是人才；似乎職場上能“治人”（動嘴的）才是人才、“治于人”（干活的）則不是人才；似乎從事高端行業且有高收入的才是人才，職業教育的這些法規頒布和實施，會起到一定的“糾偏”作用。

第三是助力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上的。今年5月正式實施的《職業教育法》，旨在推動職業高質量發展，所謂“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”，我想至少應具有這樣幾個相互關聯的內容：

一是學以致用。職業教育規模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，服務于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。所謂“高質量”，就不是片面追求簡單的數量、比例的增長和學歷層次的拔高；我們常常犯的毛病是：“一管就死、一放就亂”，這是一個重要的關注點。

二是機制銜接。新的法規及實施方案把中、高考的升學機制、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和培養計劃、中高職學生的職業規劃三者，進行有機銜接，同步改革，應在職業教育從學到用形成系統化的培養機制，找好發揮“指揮棒”作用的支點。

三是工學結合。吸取諸如德國雙元制、我國傳統學徒制等培養模式中的有益成分，創新校企合作的辦學機制，推進產教、學研的多維融合。目前校企合作創新動能明顯不足，比如一些基礎性的實操課程，職業院校因硬件設施缺乏無力實施，企業則因以生產經營為主不可能在這些地方花費人力物力。于是現有的一些“職教集團”比較流于形式，往往想的比說得多、說的比做得好。

貴州貴定：職業教育培育技能型人才 保障職教畢業生就業。圖源：視覺中國

觀察者網：新的《職業教育法》明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，同時提出加快建立職教高考制度。聯系到近年取消中考分流的呼聲，分流的標準和方法是否應該變化？職教高考制度有何幫助？

李晶：這次《職業教育法》中提出的普高和中職學籍互相轉化是一個很關鍵的制度性安排，能很大程度上減輕家長的中考分流焦慮。

孩子在中考后進入中職，仍然可以通過學籍互轉進入高中接受普通教育，而不是依靠中考分數“一錘定音”，反之普高學生也可以轉而選擇職業教育。比如在高一到高三的時間設置一個合理的窗口期以實現互轉。后續就看各省市的實施辦法了。

在上海，高職生入學兩年后，上海市教委有一個專門的“專升本”考試，而且可以跨校，這就實現了職業教育向普通教育的轉變，我們的中職教育也完善補充了這一點，學生多了一個窗口期和機會選擇，這樣家長也會減輕教育焦慮。

關于職教高考，職教高考面向所有的高中階段畢業生，意味著學生不一定非要參加現有的高考，而是可以通過職教高考讀職業技術高校，這樣一來，學生在初中畢業和高中畢業這兩條軌道上可供選擇的余地會更多，寬松的環境更加有利于學生的成長。至此，我們的中職、高職和本科等職業教育的上升通道都打通了。我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前景是比較樂觀的。

觀察者網：《職業教育法》旨在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，高質量發展應該如何落實？

李晶：為實現“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”，我覺得應當在政策、學校、企業、社會（家庭）等多方面形成相輔相成的激勵機制。

政策層面的激勵，除了現已出臺的普高與中職學籍雙向互轉、申報職稱、技能等級認定的支持和補貼等措施之外，至少還有兩個關鍵：

一是應加快建立職業教育的評價體系。即使在不久的將來推出職教高考，在“文化素質+職業技能”的考試招生辦法中，“職業技能”部分的評價如何實現“客觀”原則，如何體現“三公”原則，都需要有一個相對完善的評價體系。不然，高考指揮棒作用就會大打折扣。

二是國家層面應考慮加大職業教育經費的預算安排。一方面中高職院校的實驗室建設需耗費大量資金，另一方面職業院校在市場化的項目研發（比如參照高校、研究機構現行的研究經費支持模式）中，也需要一定的經費支持。

觀察者網：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所需要的經費差距有多少？

李晶：職業教育所需要的投入遠高于普通教育。從硬件設備來說，普高主要是理化生物的實驗室設備和材料，成本相對簡單；對于職業教育而言，比如有些實操硬件設施的投入幾乎就相當于投資一個工廠，電器實操課程的設備都是上百萬元起，硬件投入非常大。一些小的培訓機構為了減少成本，只能依托一個有設備的學校進行教學或者幾家合用設備。